唐代著名文学家与思想家——柳宗元 GO!
03.12.08
category: gcgx.com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是唐朝的一个中、下级官吏。他为人正直，爱结交朋友，爱仗义执言，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脾气与秉性，要想在官场中升迁是万万不可能的。他曾做过录事参军、长安主簿、殿中侍御史等官。贞元五年(789年)，柳镇便因为一起财产纠纷的案件得罪了当朝的权贵被贬官。贞元八年，柳镇虽然官复原职，但回到长安第二年便病故了。父亲生前的刚正与仕途上的坎坷，使少年时代的柳宗元也蒙受了心灵上的创伤。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正是唐王朝从盛转衰的开始。繁荣、富庶的盛唐，经过“安史之乱”近l0年的折腾，各种社会矛盾急剧爆发了。中唐以后的社会，正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相争等等封建社会的各种毒瘤的滋生时期。柳宗元在这种动乱、险恶的环境中成长，难免要被卷入社会矛盾的游涡。父亲柳镇长期在外做地方官吏，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长安，他时常往来于父亲的住所与长安之间，从小就接触了广阔的社会，因此，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13岁时，便能代人作文。刘禹锡称他“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可见他名气不小。
贞元五年，17岁的柳宗元，风华正茂。随即应科举、求进士，但“四年，乃得举”。贞元十四年，26岁的柳宗元又考取了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高院正学。从此正式踏入仕途。但他所追求的，不是登科第、做高官、为将相，而是“行乎其政”的理之下。
“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以王叔文为首的朝官为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势力、加强朝政、改革政治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采取的是在朝廷上层依靠皇帝的权威，实行一些从上而下的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他出身寒微，但胸有大志，是一个有政治头脑、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贞元三年，他以入侍东宫陪伴太子李诵的机会，一方面对李诵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广泛地结交人材，培养亲信，鼓吹改革。在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改革的政治集团。与此同时，太子李诵也成了王叔文集团的支持者。柳宗元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抱负，与王叔文集团的活动宗旨是一致的，而像柳宗元这样刚刚踏上仕途的青年朝官，才气横溢，正是王叔文集团罗致的“人才英俊”，两人一拍即合，这是很自然的。柳宗元很快便成为以王叔文为代表的改革集团中的骨干，并投身于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
贞元十九年，柳宗元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二年 后又被提为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认为自己“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轻取高位， 前程远大。
贞元二十一年，李适病危，太子李诵即位。王叔文一派执掌朝政，遂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他们首先强化了中央的权力，改革贞元以来的皇权旁落、政出多门的混乱场面；其次是打击宦官和割据一方的藩镇，罢去了“五场小儿”与“宫市”，从而切断了宦官邀宠的经济来源。其三是任用贤能、汰除老朽与保守派官吏。这些措施，旨在恢复朝廷的力量，改革腐朽的贪鄙之风，在中唐这个衰竭的时期，是振聋发馈的。柳宗元以自己杰出的文才起草了许多推行改革的诰制诏命，这样，就难免涉及了朝廷上的一些人和事，从此也种下了与保守派官僚难以解开的嫌隙。
保守派官僚和宦官以手中掌握的军权，与王叔文集团进行了较量。而王叔文能依靠的李诵却是个重病缠身的人，即位不久，其子李纯便在宦官的拥戴下立为太子，王叔文等排斥李纯失败。李纯立为太子，改革活动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当年八月，李纯即位，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轰轰烈烈的革新活动，几个月中间便烟消云散了。这年九月，秋风萧瑟，满腔政治热情的柳宗元受到了出为韶州刺史的处分；十一月，赴遣途中，又被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集团的其它几位骨干不论其以前官位大小，一律被贬为司马。故66永贞革新”，历史上也称为“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八司马之变”。
永州在中唐时期，还是个荒僻落后的地区，它的州治在零陵，地处湖南、广东、广西的交界，是唐朝廷安置流放人员的地方。公元805年的冬天，柳宗元从长安跋山涉水来到这里。经过洞庭湖的时候，他眺望奔流的湘江，缅怀战国时代伟大诗人屈原的遭遇，想到自己的身世，无限的感慨涌上心头，在屈原投身的泪罗江畔，他写下了《吊屈原文》，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之情，“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减。食君之禄畏不厚今，悼得位不之昌。”指斥了当权者的贪权与腐败。
柳宗元被贬永州，却因此得到了长期的接触下层、了解人民痛苦生活的机会，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这对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是不幸中的幸事。柳宗元在永州期间，他的创作热情，结出了丰盛的硕果，无论从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高峰。
柳宗元是以“系囚”的身份来永州的，虽然仍挂着“司马”的头衔，但是“员外置”，属编制之外，每天无公务可做。于是“闷即出游”，投迹山水，从而写下了许多讴歌人民群众的不朽诗篇；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动人民，也作了朴实生动的描述。如著名的《田家》三首，就是中唐时期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他又创作了许多优美的古典散文，揭露和抨击了“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暴敛的残酷。如《捕蛇者说》，作者发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控诉与呐喊。
在永州期间，柳宗元的笔触，一方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另一方面他摆脱了官场的角逐，离开了尔虞我诈、乌烟瘴气的京城，大自然的熏陶，使他慢慢地洗刷了自己因政治上的挫折而带来的沉重的精神上的痛苦，心情开始安定而开朗起来了，他开始游览永州境内的山水景色，吸收田园风光的营养，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
当秋风萧瑟，枫叶红透的时候，柳宗元便和在水州新结识的朋友登高游览，他们常常砍柴开路，渡潇水，游西山。这时候，柳宗元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名篇——“永州八记”。
元和五年(810年)，柳宗元在钻母谭西面买了一座小丘。他开垦土地，构屋筑亭，准备作为自己的久居之地，并写了《钻钨谭西小丘记》，祝贺小丘得到了新生，庆祝自己有了新居。
但是，柳宗元的村居生活，绝不是美妙安逸的田园诗，他的精神仍受着流贬处分的深深折磨；他的生活，也时时发生窘迫，有时不得不向地方官吏求援，过着类似乞讨的生活。“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只是他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而已。
世道的艰难，生活的贫困，使柳宗元创作的思想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以生活为源泉而写出的一些古典散文，比起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具有它强大的生命力，他与韩愈虽然政见不同，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互相推重，结为好友。他们又与天下有志者书信往还，切磋文学，主张“文以明道”，共同领导了震撼文坛的“古文运动”。 元和十年(815年)，43岁的柳宗元被“特旨待召”到了长安，同时受沼的还有其他几位“司马”。这些人在流放4年之后来到长安，喜不自禁。刘禹锡甚至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干树，尽是刘君去后栽。”表达了听到起复之后的狂喜心情。但等待这些人的前途却是再一次地被贬。这次，柳宗元被任命到更加遥远、荒僻的柳州做刺史。政治上再次遭受到挫折的柳宗元，对朝廷的希望这时全部破灭了。在永州十一年的生活中，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柳州任上，他扶病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其一是采取措施，禁止掠卖奴隶。对被压迫和被损害者寄予了同情与关怀。他写过一篇《童区寄传》，就是歌颂一个反掠卖幼童的英雄的。
其二是提倡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发展林业，开发柳州的经济。他治柳4年，给柳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在他死后，柳州人民在罗池立庙，奉他为罗池之神，世世供奉。
元和十四年(8l9年)十一月八日，贫病交迫的柳宗元病死于柳州，终年47岁。他死前遗书刘禹锡和韩愈，表达了自己对世道的无比的忧虑和对当时社会的无穷的遗恨。残酷的社会制度、黑暗腐朽的唐王朝，终于扼杀了这位有抱负、有才华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而柳宗元给后人留下的大量的杂文、山水游记、寓言、诗歌、辞赋，小说等精神文明的结晶，却形成了中国文学和思想艺术的宝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莫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人们永远景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