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GO!
张宛丽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中年老朋友们的聚会，在相互介绍了一番近况之后，大家便有了个众口一词的评价说某某某“真能干”，“能挣会花，活得有滋有味儿”。时下，公众眼里“能干”、“成功”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能挣钱的”或“有钱的”人。
这使我想起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文革”中听到的一次“斗私批修”的“经验介绍”，报告人是北京郊区某人民公社的一位男社员，他“自我批判”说“自己以前认为‘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总是瞅准空当儿挣点小钱，经过学习认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尾巴’，我要坚决割掉……”时隔仅仅二十多年，老百姓对于挣钱、有钱的行为及评价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儿，可见我国社会变迁的急速与深入非常规可想像。
这里呈现的“您怎么看‘富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出公众财富观的一种认同倾向，中国青年报在这次调查中，有近50％的被调查者相当肯定地认为“成为有钱人是这辈子的一个奋斗目标”。公众财富观如此巨大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强劲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有钱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禁忌，使得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领域具有了一种可以自由选择和设计安排自我生活的可能性及选择权。
在我国传统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中，“财富”与“私人性”始终是相互缠绕并被贬斥的焦点。然而，长期以来，在现实生活领域，在私底下，这两样东西又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并具有划分人们社会地位的意义。民谚讲“有钱能使鬼推磨”，一方面是肯定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力量，一方面也在痛斥财富的腐蚀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要想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寒酸的社会生活处境，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寒窗苦读，一是挣钱、攒钱，积聚财富；后者要比寒窗苦读省心、可行些———可以以钱鬻爵，换取功名和成就。即是如后者，一旦鬻爵成功，功成名就，又要“仗义疏财”，以换得社会声誉，奠基再上，以免在“为富不仁”的“千夫指”中毁掉前程。而在传统观念看来，这两样东西如同定时炸弹，具有崩溃社会一统的威力。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化社会变迁时，并不排斥“私人财富”的积极意义，认为其客观上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及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他所指摘的是集聚私人财富的不合法性、不合理性，及其压榨人而致“异化”的社会后果。所以，有没有钱与怎样得到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而由此生成的财富与私人及公共权力的关系，则是一个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需要积极对待、妥善处理的根本性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对私人财富的积极的社会评价，其重要意义即在于使得中国社会获得了一个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动员与社会资源重组的观念解放，获得了一个公众参与建设现代化社会文明的广泛的社会认同。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十六大强调了要保护私人财产，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创业，要去干一番事业，要去创造财富。财富的意义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肯定。
另一方面，在对私人财富及私人生活权利的积极肯定中，作为社会管理者，则要求相应地关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即政府应承担社会公正的管理责任，动员、组织包括舆论、建制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将不合理、不合法的集聚私人财富、侵犯公众利益的不正当行为及其社会后果降致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