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巴金（下） GO!
20.11.08
category: gcgx.com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自以为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１９７０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７０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做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二十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上世纪２０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时讲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静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和毅力，因为他六十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让我们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