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GO!
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迹。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的护士孟锦云阅读了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
一天，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场既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更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小孟问:“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从头写起?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答道:“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啰，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小孟点了点头，又问:“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结束了呢?”
毛泽东:“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小孟想起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论?’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他个折扣。”
过了几天，毛泽东与小孟又谈论《资治通鉴》。小孟提出:“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毛泽东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说:“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
毛泽东点点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周军政摘自《新创作》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