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的梦与痛 GO!
03.12.08
category: gcgx.com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为：年龄普遍较小，多在25岁以下，80后人越来越多，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从进入城市打工的动因看，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活、赚钱作为第一目标，基本上是单一的经济型目的，新生代民工则还包括“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目的，其外出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如对农活没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总之，他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
新一代农民工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虽然觉得自己的“根”仍是农村，但又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心情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不是出生在城市里，但从行为特征来看，他们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住所地居民(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他们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外来人员犯罪近年日益增多，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她是千百万珠三角打工仔打工妹中的一个，辛勤工作，补充文化知识，却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方向
“每次回家看到家里就心酸，在城里呆久了，家乡却依旧贫困，妈妈白发也多了起来，只要想起妈妈，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干。”
深圳天安数码城一带，工厂云集，数码城工人生活区，一间间鸽子笼般的房间镶嵌在一幢幢宿舍楼中，在一间阴暗逼仄的七人宿舍里，今年20岁的广西妹蓝元梅———千百万深圳打工仔打工妹中的普通一个，向我们讲述她的打工故事。
自从2001年来深圳后，蓝元梅只回过两次广西上林县老家。今年7月，蓝元梅刚回了一次。
2001年刚来深圳时，她只有16岁，只能办临时身份证。初中刚毕业，考上了中专，家里却没钱供她念书。父亲因贷款炒股票欠了一大笔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蓝元梅有一姐一弟，姐姐也在深圳打工，弟弟在家乡镇上的中学念书。
2001年她刚来深圳时，在关外宝安的一家电子厂工作。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多。“那时几乎天天上班，偶尔不加班。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忙的时候要通宵工作，一个月才六七百元工资。”
初来乍到的新鲜很快就被工作的疲惫所替代。蓝元梅记得，她们早上要7点起床，洗漱，吃早饭，8点就要上班，午餐和晚餐各有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晚上通常要加班，10点半左右下晚班，消夜，排队洗澡，洗衣，跟打仗似的，通常要到凌晨才睡。蓝元梅和她的工友们普遍睡眠时间不足，上班打瞌睡，焊锡的烙铁把自己的手给烫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次蓝元梅生病，正赶上工厂赶货，请假厂里都不准，只允许打针休息几个小时。还有一次蓝元梅的姐姐大老远来看她，小蓝要去车站接姐姐，想请半天假陪姐姐，工厂只准假两个小时，接回来就要她继续上班。
管理人员对工人很不尊重，下班要搜身，看有没有偷走产品，男工就直接搜身，女工用电感器探测。
有时工人想辞职，工厂还不批，非要辞职就别想要当月的工资。还有一次，一位中年工人工作中不小心把手指切掉了，工厂马上让他离开原岗位，在厂里打扫卫生。“公司做了很多违法事情，但总觉得告状没有用，劳动局都应该是护着老板的。”
对初次来到城市打工的蓝元梅来说，第一份工作着实让她领教了都市生存的残酷。
在第一份工作做了一年之后，蓝元梅换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助力器厂。老板不错，比第一家厂人性多了，逢年过节请大家吃饭，还组织员工到海滨玩。工资也比原来涨了一些。问题在于工作环境太糟糕。车间太热。
又工作了一年两个月，2004年6月，蓝元梅来到关内的精量电子厂工作，这是一家美资企业，比较严格地遵守劳动法。参照深圳近期公布的最低工资，有690元，像蓝元梅这样经常加班的工人，月收入可以达到1400多元。
从去年9月开始，蓝元梅和她的很多工友们参加了一个公益性质的外来工社区学院。在那里学习计算机，主要是学一些办公软件。另外这家机构还放电影，开舞会，办讲座，涉及劳动维权、人际沟通、预防艾滋病等等，很受周边地区工人的欢迎。“我们已经把外来工社区学院当成了一个家”，蓝元梅说，“以前没事就逛街，看电视，现在没事就往那里跑，生活充实了很多。”
对蓝元梅们来说，参加外来工社区学院，让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们有了公共生活。
在城里呆久了，小蓝回家时都有点不习惯。“回家时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会觉得亲切，激动。”但家乡贫困依旧，“变化不大，好像更破了，家里都是泥土，不习惯，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单调得要命，住了几天又想回深圳了。”
“我们这一代人，会干农活的非常少了，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去，但凭我们的实力在深圳定居又太难，大家对未来没有想得太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如果父母知道我在外面做这个，会打死我的。”9月初的一天下午，东莞一家酒吧里，小S接受记者采访，只有在白天，她才有时间。晚上，她在东莞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俱乐部”上班，性工作者。
小S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乍看一脸的风尘气。交谈几句后，会发现她其实颇为清纯，不懂事，甚至有点羞涩。“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四五岁，”小S说，“我是1987年出生的。”“1987年？”记者一愣，心里想，“就做这个了？”这是一个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感到时光飞逝的年份，再一回神，“哦，1987年出生现在也有18岁了。”仔细看她的肤色，是健康少女的白里透红，这是化妆化不出来的，而久做这一行的性工作者据说皮肤都很差，因为经常熬夜和生活不规律的原因。
小S入行还不到一个月。
今年年初，小S还在湖南老家的一所技校念书。“家里是农村的，没钱交学费，”学费一学期要1000元，小S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弟弟刚上初中，家里负担不起两个孩子念书。“老师当着全班学生向我催学费，搞得我很没面子。”小S说。新学期刚上两天课，她就辍学了。小S的大哥在东莞打工，通过老乡，把她介绍到深圳一家工艺品厂打工。工作很辛苦，她上的又是夜班，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刚开始的新鲜劲马上让位于疲惫和单调。收入也不高，平时每个月七八百元，经常加班才能拿到一千元。
在工厂做了约半年，小S就开始托人打听，想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一个多月前，一个年长她几岁的老乡从东莞打老话给她，说做这个赚钱，也不是太累，小S犹豫了好几天，终于答应了。
来到东莞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俱乐部”，负责人对小S的身高相貌大为满意。于是那位先行一步的老乡教小S怎样接待客人。而在此之前，小S只有过三次性经历，是在深圳与认识不久的男朋友发生的。“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谈到这里，小S说，“我想请教一下，他刚离开我就和别的女孩子好上了，你说，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一脸真诚的疑惑，望着我。
对性工作者，某些文艺作品通常有血泪斑斑、苦大仇深的描述，但从小S的讲述中却丝毫看不到，她比较满意目前的工作。相比以前的工作来说，这里工作环境好，收入又高，正常情况下，小S一天有四五百元收入。有一次，一位客人给了她1000元的小费，“接到钱的那会儿，我真有点震撼，这可是我当初在工厂辛苦一个月的工资啊。”
害怕感染性病和艾滋病吗？“我们这里要求客人戴安全套，很严格的。”小S说，一次一位客人死活不肯戴套，她也死活不肯给他做。“来我们这里的客人素质都还不错，毕竟是住得起五星级宾馆的嘛，有不少是台湾香港的商人，多数是中年人。”有些客人做完就走，不浪费一点时间；有一些就要跟你磨半天。
小S惟一害怕的是被家人知道她在做这个。换工作后，她对哥哥说是在宾馆做服务员，哥哥听了都一肚子不高兴，说在宾馆做容易学坏，做服务员也不行。
业余时间干什么呢？“逛街，看电视。”小S说，她刚做这一行，觉得还有点新鲜，但看她的那些姐姐们，一个个都空虚得很，平时就爱化妆，买衣服，还赌博，她们一个月能赚一两万，有的还被人包了做二奶。这些小姐中，有一些跟小S一样，是嫌在工厂打工太累，改行做这个的。也有许多从老家一来就做这个，有的已经做了四五年。
你今后会变得跟她们一样吗？“不知道。”小S一脸茫然。但她知道做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打算把今年做完，赚点钱，供弟弟念书，再开个店……”
左手绕过腹部，在右边裤袋里掏出一包烟，再用左手抽出香烟，用左手打燃火机，这一系列动作，在旁人看来有些别扭，但对祝强来说已经很自然。
他没有右手。他的右臂止于腕关节前。
祝强面色黝黑，双眼略显浮肿，一脸乡村中年男人的沧桑，很难想到他只有23岁———1982年出生。
2000年，18岁的祝强高中毕业，从老家四川南充农村来到深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工作。
工作不到两星期，就出事了。
“刚进去时什么都做，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14个小时，最早晚上11点下班，最晚凌晨3点下班。第二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
祝强出事前做的工作是高温熔化次品，即将生产出来的不合格产品放在一个传送带上，送进炉内高温熔化，终于有一天，“疲劳，神情恍惚，加上机器老化，没培训就上岗，见别人操作都没有几次”，祝强的右臂随着塑料卷进炉内，抽出来时，右手已经全部烧死，送往医院，必须截肢。
然后是向工厂索赔，打官司。2000年开打，2003年才结束。“企业开始说赔7000元，这显然太少，”祝强说，“我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问朋友老乡，从几万到上百万的说法都有。”
高中毕业的祝强开始学习有关法律知识，“我的目的是与厂方谈判，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喜欢上了法律。”
打官司，要钱，没有，找朋友借！可朋友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仔，手头拮据，有时候只要一上门，朋友就知道他来借钱了，弄得祝强很没面子。但他铁了心要把官司打下去。
谈判桌上，祝强提出赔偿15.6万元，厂方不干，拖着不给。接下来是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在给法院的民事起诉书中，祝强索赔30多万元，法院最终判赔4.8万元。三年官司下来，这笔赔偿金除去支付的各种费用，所剩无几。
2002年时，生活陷入困窘的祝强做起了销售，几个月后收入达到了每月四五千元，接近深圳白领的收入。祝强的经济压力大大减轻。他本来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但一个想法在他心中始终萦绕不去。在打官司过程中，祝强了解到，在珠三角像他这样的工伤致残的打工仔还有许多，而他们的索赔道路几乎都遭遇重重阻碍，进城农民工普遍不了解自身权利。起初，祝强下到各工厂，把劳动站的电话抄给工人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侵权事件他们可以投诉。后来，他萌发了做一个劳工维权组织的想法。
2003年，这个名为“残疾人协作服务部”的机构成立。祝强的拍档、另一名成员袁云祖也是一名残疾人，在工伤中他失去了一只手，另一只手也掉了几个手指。机构的两名负责人，加起来只有祝强的左手一只完整的手。后来，这家NGO更名为“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机构宗旨是：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劳资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企业与工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人的观念。”祝强说，有些工人朋友之间欠5元钱，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工厂欠他们500元，他们都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祝强也希望通过机构的工作来转变资方的态度，促进他们重视工人权益，最终达到劳资关系的和谐。“现在工厂不到20岁的工人很多，社会、工厂都应该提供一个提升他们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公民道德、权利义务方面的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
2002年以来，立志从事劳工维权事业的祝强得到了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他一直接受各大学、NGO的培训，自己也参加了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
祝强和他的同事袁云祖都不住地抽烟，他说这是他们文字和知识功底不济带来的后果，现在的事业带给他们大量的思考和文书工作，但囿于学识，他的表达很不通畅，于是每当写文章的时候就拼命抽烟提神。
23岁的祝强，24岁的袁云祖，两人都是残疾人，都是恶劣劳动环境的受害者，都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他们都碰到了钦佩自己的女孩，都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