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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不想得到，除非整个世界
财富是什么？大概是一切财产的总和。这个“总和”我看还得有个标准，能把逃荒路上人们背着的那个包袱叫做财富吗？能把水库工地上千万役夫用草绳扎起来的那件棉袄叫做财富吗？能把农民用一辈子的汗水打造的除了墙壁和屋顶什么也没有的那个狗窝叫做财富吗？
我认为肯定不能。在我看来，财富应该是在满足必不可少的日常消费之外尚有剩余的那部分财产的总称，或者是日常消费在其总量中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规模的财产的总称。
如此说来，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财富，很多城市贫民也没有财富。有的城里人虽然有一个祖传的住所，可是他如果卖掉住所就无藏身之处，不卖掉住所又没有饭吃，这样的人其实也没有财富可言。
如此说来，我像我所来自的那个阶层的兄弟姐妹一样，也是一个没有财富的人。我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国家体制中工作了二十多年，如此漫长的劳动仅仅维持着衣食所需，竟然不足以挣来一个住所，哪怕是像农民兄弟那样家徒四壁的狗窝也不曾得到过。近年，我为了在城市边缘买下一个安身之所而负债几十万，只能用以后几十年的汗水来填补这个对于穷人来说很大很大的空缺。我这房子能算是财富吗？
一个没有财富的人还能有财富观吗？我觉得自己更适合讨论贫穷观。但是贫穷观和财富观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要稍有一点超越财富、财产、金钱的心力，就犯不着在这样的问题上抠字眼。
在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山村之前，我的贫穷感受并不十分强烈。自从17岁那年进城念书，面对着山村之外这个肉欲横流、金银翻滚的世界，我就一直忍受着无以想像的贫穷境遇和贫穷意识的折磨。我对反右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惨遭迫害的读书人怀着本能的同情，多年以来一想起他们的屈辱命运我就义愤填膺。我曾经带着灵魂的颤栗阅读过他们描述悲惨遭遇的大量文字，常常恨不得为此拍案而起。今天想来，我在义愤和同情的同时，还应该羡慕他们才是。当他们泡着奶粉补充营养的时候，我却走在山村的上学路上咀嚼着难以下咽的糠粑。当他们坐在火炉边倾诉屈辱的时候，我却站在寒风怒号的破烂教室里瑟瑟发抖地给那些穷苦孩子讲授“卖火柴的小女孩”，陪伴我的是孩子们一双双长满冻疮的手和他们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悲苦绝望的命运。我为了节省开支，曾经将一天两刷牙改为一天一刷牙，以求少买几次牙膏。我还曾经将我二哥种田时穿烂丢弃的一双破解放鞋穿进了城里的学府，女同学投来的惊讶而又尖锐的目光也没让我脱下。一个人如果不是穷到绝境哪会如此，然而一个人如果不是心有所寄具有超越富贵贫贱的大勇又哪敢如此。
我就业二十多年来，从来是单位上收入最低的人。所有的好处都跟我无关，与其说是头人歧视我，不如说是我主动自外于那个环境。实际上我总是因为这种主动放弃而遭到头人的忌恨。当大多数人都因为三五元、三五十元的加班费、好处费围着头人转的时候，我却躲在一个角落自作主张地读着什么、写着什么，他们因为无法用金钱的杠杆控制我的业余时间、无法用营营小利换取我的归附和效忠而心存不悦，好像我这样做是有意伤害他们的自尊。
我刚来北京就业时，一位朋友对我说，北京太让人浮躁了，诱惑太多。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机会太多。”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越长，越理解那位朋友的话。我还经常想起三四十年代人们一到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就迅速膨胀欲望迷失自己的故事。可是我无论在上海在北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挣钱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很多写作者下海经商时，信誓旦旦等挣钱之后再重返文坛，至少可以支持文化事业。可是我用不着迈出第一步就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生每一个关口的选择都是一次性的。要是等到自己拥有了金钱再看淡金钱那就晚了，那就耽误了你在别的方面的积累、修炼和建树。必须在没有金钱的时候就敢于超越金钱，那样才不至于心猿意马，不至于放弃自己所钟情的志趣爱好。事实上那些下海发财的诗人作家没有谁真的能重新回到文学上来，所谓积聚财富以后支持文化事业的人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出现，或者说我的视野中尚未看见。
在我写作长篇小说《六道悲伤》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长时间被信仰问题苦苦纠缠。我不但怀疑文字的现实力量和内在价值，甚至怀疑人生本身的价值。那时候我一度想过是不是放弃文学写作，但当时想投身其中的是慈善事业而不是升官发财之类。后来由于更看重“为己之学”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我没有投身让我景仰不已的慈善事业，而是一边对付精神危机一边把小说写下去了。今年夏天，我终于把小说写完。在这个诱惑纷呈的浮躁时代，费时五年写一部小说的人其实为数不多。由于这部作品，我不但享受到了表达的快感，而且第一次体验到了成就感。这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金钱不重要。贫穷的人不但常常遭到疏远和遗弃，还难免遭到鄙视和嘲弄。我相信在我的交往圈中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承受过贫穷对于人类情感和尊严如此残酷的折磨与摧残，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加明白金钱的重要。可是即使在我穷昏了头的时候我也一直十分清醒地知道金钱不是惟一重要的，还有许多东西跟金钱一样重要，有时候甚至比金钱更加重要。我不把金钱作为第一目标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贪欲，我不想自我标榜为一箪食一瓢饮的圣贤，或者标榜为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智者。我更愿意承认也许恰恰因为我的贪欲更大更强，我想要的东西比金钱更多更广。
萨特曾经说，我什么也不想得到，除非整个世界。这句话很能解释我以及许多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一切直奔金钱。
人类跟猪类狗类一样，是造化的作品之一，但确实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其特殊性之一就在于他总是企图超越经验、超越身体的需求、超越造化的大限，跟世界建立整体性的联系，对世界拥有整体性的理解和整体性的把握，并通过这种整体性的联系和把握来发现生命的意义。人类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感官、经验、知识来把握世界的整体性，只有通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最高存在来超验地把握世界，超验地拥有世界并热爱世界，超验地理解族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所以，无论作为种类的存在，还是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任何单一需求的实现，都不能使他得到满足、得到心灵的安宁。即使是受到普世尊崇的金钱，也不足以买到幸福和意义。而一旦打通了跟这个世界的整体性的联系，生命就会变得无限丰富和绵长，即使金钱较少甚至完全没有金钱（但必须具有衣食的基本保障，比如著名的德兰修女），也能拥有充实的人生和精神自由。
一个心志高远的人，要么得到整个世界，要么一无所有。越是一无所有的人，越是不能仅仅因为拥有金钱就得到满足。我相信十几年前在暴发户群体中流行的“我穷得只剩下钱了”决不是一句虚伪的感叹。金钱只有跟自恰的社会认同、积极的人生目标、平和的心态、善良的愿望、广博的爱心相伴随，才能产生美好的效用，才能构成幸福的因素之一。
人是如此复杂，他的贪欲、他的罪性、他的躁动都是如此深不可测。可是他的高贵、他的博大、他的慈悲也是断断乎不可用金钱来度量的。每个人都有高贵的一面，所以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种心志高远的人。只是有的人心力太小，常常因一叶障目而迷失了自己。有的人心力大一些，虽然处于妖氛迷雾之中也不会须臾放弃生命价值与精神自由的追寻。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在中国人人耳熟能详的谚语，被许多国人深切认同。它真的值得我们奉为真理吗？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含义。它至少有三层意思。
首先它描述了人在基本生存上对财产（比如粮食、衣物、住所等等）的依赖。个体生命不但在其发生上需要物质基础，在其维持和发展商业同样需要物质基础。许多人死于饥荒，许多人死于寒冻，这种史不绝书的悲剧体现了这句谚语的正确性。
第二层意思说的是财产与人的尊严的关系。人们有时候争夺财产并不是为了保证衣食住等等基本需求，而是企图用财产的丰厚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体现自己值得他人尊重的程度和品级。
第三层意思在哪里？它准确描述了人们在财产中迷失了精神、导致陶渊明所感叹的心役于物的状况，有的人甚至跌入拜物教的迷魂阵。这种状态的人往往将财产与生命等同起来，与人生的终极价值等同起来，“人为财死”成了他的座右铭和价值皈依。
上述第一层意思当然是毫无疑义的，第二层意思也有部分道理，第三层意思就堪称悲剧。中国古人的许多格言准确描述了人间生活的某种实实在在的现象，体现了过来人的感悟和经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几乎普遍地将《昔时贤文》的格言所描述的事实、所总结的经验认作圭臬，奉为真理。
可是，一种事实并不构成一种真理和价值。人要生病是个事实，但是没有人追求天天生病。苹果放久了会烂掉，但是没有人故意买来一大堆苹果，一天一天等着它们全部腐烂，更没有人设置歌坛天天引吭高歌颂扬腐烂。同样的道理，人间社会的某些事实虽然无可摆脱无可更改，却并不值得我们奉为价值目标。有些事实是需要我们超越的，有些事实是需要我们批判和扬弃的，有些事实纵使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但也必须从价值上予以坚决否定。
陶渊明说“富贵非我愿”
在影响巨大的《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常人看来，前一句话未免过于清高，甚至有酸葡萄心理。
陶渊明这样说究竟有什么道理？
其实，人们老谈论什么就说明他在意什么，无论他的言说方式是肯定还是否定。那些说不喜欢金钱的人，跟那些说喜欢金钱的人一样，透露了金钱对他的影响甚至诱惑。陶渊明在隐居期间的写作中，无数次强调隐居是如何迷人，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对外面世界的牵挂，和不得不按捺住这份牵挂的诸多努力。许多人说“富贵如浮云”，显得不屑一顾，其实恰好显示了他对富贵的重视，想要抛弃和割舍很不容易。
我这样说并不是判断陶渊明“富贵非吾愿”是一句假话。我相信这句话是真心话，但它显然话中有话，需要说出其底下的含义，才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如果要我付出个性自由和生命尊严作为代价来谋求财富，我就不想要这样的财富，哪怕这样的财富跟常人认可的高贵相连，我也不想要这样的高贵。这种省略了条件的表白，只有在选择的语境中才能体现他的准确性。
契诃夫有一篇小说，名字我忘了，写的是一个穷人跟富人打赌。富人说如果你愿意被我囚禁在一家废弃的院子里与世隔绝十年，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其他相关的条件是，除了读书什么也不能做，只有一个人每天从窗口送饭，其他不许见任何人。面对如此巨大的金钱，穷人决定牺牲十年自由，换取这笔一辈子也休想挣得到的巨额财富。十年期满，富人带着巨额资金去那个院子里兑现他的承诺，却发现那个穷人刚刚离去，根本不想要他的钱。我想这个穷人是在十年的阅读和冥想中明白了人生的大义，除了自由还有什么更为重要呢。他因此不但不再看重金钱，而且他憎恶富人许诺的那笔钱，因为他正是受到这笔钱的诱惑竟然牺牲了十年自由。日后虽然他也还要挣钱吃饭，但对于这笔赌注他无论如何是要躲开的。
陶渊明所云“富贵非吾愿”，很有点像这个穷人放弃那笔巨额赌注。因为正是屈于富贵的诱惑，他一度投身名利场中，深深伤害了和扭曲了自己。
汉语中“富”跟“贵”连用的机会最多。富是对事实和状态的描述，贵是一种价值肯定。富贵是一种堂皇而又真实的境界。“高贵”就显得空灵缥缈，“宝贵”如果不跟具体的价格（金钱）挂钩，更是一句空洞的恭维话。只有“权贵”一词的现实性可以跟“富贵”相媲美，可是在中国语境中往往因权而富，在西方语境中则是因富而权，所以权贵与富贵就社会财富的支配权与占有权而言是一对同义词。可见，人的地位和价值多么需要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全人类十分普遍的现象。
由于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及其流向是由权贵集团决定的，每个社会它的财富总是无一例外地喜欢嬉戏在上流社会的厅堂府库，而不愿流放到底层。无论什么人你要想获得较多的财富就必须奔走在上流社会的大殿高堂之中，你爬得越高，享有的财富和尊贵就越多。就像商人理所当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一个跻身名利场或曰官场的人也必定要追求地位最优化，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此，你不但要费尽心机地阿谀奉承、巧取豪夺，从而不断放弃尊严、扭曲性情，而且常常要陷害他人、排除异己、卖友求荣，玩尽天下一切诡计，以至于丧尽天良。
天子给功臣和亲属的封赏，是以人口的多寡和地盘的大小来计算厚薄的。功劳越大，赏赐的人口就越多，天子的本意决不是让受封赏的人在稠密人口中体验人文情谊，而是因为人口越多意味着可以聚敛的财产越多。反过来说，财富越多，意味着对底层劳动者的剥夺也越多。对于一个良知犹存的人来说，这种剥夺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陶渊明说“富贵非吾愿”，并不是表达对财富的鄙弃，而是表达对那种丧失尊严和自由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的逃避和否定。他的否定和鄙薄是针对财富背后肮脏、邪恶的游戏规则而来的。
庄子说，一只老鼠哪怕拥有满满一河水，最多也只能享用一肚子。老鼠的肚子能有多大呢？如果你牺牲鼠之为鼠的所有乐趣和自由，为这一河水所累，岂不是太愚蠢吗？泰戈尔说，那只将金块捆绑在翅膀上的鸟是多么不幸呀，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岂不失去了生命吗？
智慧的人善于将物质需求保持在生活所需的程度，将别人用于追求财富的力气用来追求自身的平衡发展，满足自己各个层面的需求。洁身自好的人勇于通过抵制财产的诱惑而保全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人性力量强大的人能够战胜内在的贪欲，在平淡的生活中而不是金碧辉煌的生活中展现生命的自由和完整，并将人性中美好的因素发展到极至。
但是，任何选择都包含着某种风险，修为高深的人必定会心安理得地承担风险造成的后果。陶渊明选择了归隐和自由之后，不但清贫而且常常衣食不保，据说还乞讨过。我估计即使如此他的内心依然坦然而且坦荡。
财产与尊严
当我用肯定的语气谈论陶渊明“富贵非吾愿”的选择时，好像我对财产和财富怀着某种偏见甚至某种否定的态度。
其实不然，事实可能与此相反。根本地说，财产与尊严乃是一体的。获得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拥有自己创造的财产的权利，恰是人的尊严的体现。
社会出现分工以后，一个人拥有财产的多寡并不取决于他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在社会分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优劣。一个社会在制定财富分配方案之前，通常要先在社会各种群体之间进行尊严分配，然后给尊严等级各不相同的各个群体分配各不相同的财富。为了避免每天论斤论两分配财产的琐碎性，权力集团就费心设计社会财富的流通方式和流通渠道，让它按照特定的秩序完成分配过程。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和分配过程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一个名叫托尔斯泰的俄国伯爵因为自己处于社会上层截流了太多的财产而愧疚终生）。
俗话说，财源滚滚如水流。俗话还说，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处流。可是人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往高处走呢？往下走不是轻松多了吗？规范着人们这种走向的，就是权利集团制订的财产分配方式。
财产在其流通过程中，总是被尊严等级高的群体首先截流。滚滚财源首先灌满豪门深院，剩下涓涓细流的时候，商人、教授、作家、记者、职员等等一拥而上，他们也不控制银行也不控制大厦，最大只能搬了浴缸来捡取这些残羹冷炙。在拥挤和混乱之中，不断泼洒的点点滴滴，飞溅到了工人农民焦渴的嘴唇上，这些幸运的工人农民因此得救，还能继续干活去。那些不幸一滴水也无缘沾上的人，要么乞讨，要么上吊。
写到这里，我越发理解为什么“人往高处走”啦。
中国文人造出“富贵”“贫贱”这两个词，堪称目光短浅。就一个具体的社区环境而言，一个人确实因为富有而受人尊重，因为贫穷而遭人歧视。可是就社会宏观结构和宏观分配原则而言，人们一般不是因富而贵、因贫而贱。大多数人都是因贵而富、因贱而贫，至少在中国语境中这是一条真理。中国人也许故意反着说，以图掩盖一点什么？
我出生在农村，见惯了农村的房子和农民的狗窝。我小时候去过城里的亲戚家，知道城里的穷人比乡下人也好不了多少。后来我去上海求学，出入于教授家里，他们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布置得高雅精致，足够博得我的羡慕。某一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上海工人（还是一个有点职务的小工头呢）家里，我当时那么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站了三两分钟就匆匆出来了。几个小时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他家里那种家徒四壁、贫寒灰暗的惨状让我无法接受，这跟教授家庭的反差太大了，我一时间觉得不敢面对这位接近失业的老工人，只好匆匆忙忙溜掉。
后来来到北京，我拐出豪华街道去看一位朋友，多次穿过一排排工棚，据说当初让工人们搬进那批工棚时，是准备权且安身三两年就拆掉的，所以是按照三两年的使用寿命修建的。可是后来那滚滚财源怎么也滚不到这个角落来，于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就把那早已破败不堪的工棚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住到这个世纪。跨世纪的工人阶级住着跨世纪的简易工棚，一直从领导阶级住成了下岗阶级。当初作为文件上规定的当家作主的领导阶级也没能从工棚里搬出去，这回成了下岗阶级还能指望谁去呢？这时候我更加意识到，穷人富人不以地区划分，而以群体划分。大上海大北京也有穷人，他们跟我在江西见到的城市贫民差不多。
前几年我去拜访学者朋友的时候，曾经去过几回部长楼，那是几十年前设计修建的房子，早就过时了，可是依然让我大开眼界。那种宽广几乎可以说开车跑马都方便。
可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以尊严的等级分配的。农民和工人、教授、部长，他们享有的尊严登记各不相同，所以作为财富的一部分的住房条件也就各不相同。这时候最能验证因贵而富、因贱而贫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一个腰缠万贯的奴隶，没有一个挥金如土的男仆女婢。拥有财产的权利跟享有尊严的权利是如此一致，以至于每一个尊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财产分配也必定相应地不会平等，满世间决无一个例外。
所以，剥夺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权利，其实就是剥夺一个人的尊严。中国不但从来没有公有制（那些赞扬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学者有点犯糊涂），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私有制，有的只是寡头分赃制（过去时代的所谓公有制只是寡头支配财富的一种特定形式）。历史上一个人无论积聚了多少财富，无论你是以经商的方式、卖资源的方式、卖知识卖技能的方式、卖身体的方式、受贿的方式、掠夺的方式得来的财富，其实都没法真正拥有。官府一声令下，金山银山立时易主。名义上是收归国库（公有呀！），其实就是回流到权力集团进行第二次分配。权力集团在制定分配方式时总是不把话说死（例如不愿意落实在所有权意义上人人平等的私有制），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随时随地、随心随意改变分配结果、掠夺他人财产的权利。
那些欧洲人，那些美洲人，那些澳洲人，说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严问题人人平等，还说财产私有权也是人人平等，甚至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他们的游戏规则也是财源滚滚如水流，也是人往高出走，因为越高越能截住滚滚财源。而这样的游戏规则也是上等人所制定的。中国人骂他们虚伪，乃是十分准确的。
不过我对他们的虚伪也有尊重和羡慕的一面，还老是希望着中国人有一天也能像他们那样虚伪一。
财富与功德
创造财富需要勤奋，得到财富需要机遇，积聚财富需要智慧，拥有财富需要相应的权力，成功地支配财富则需要卓越的胸怀与品德。
财富的意义不在财富自身，那些微不足道的财产通过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而获得意义。可是巨额财富显然不是为日常消费而存在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有责任为财富寻找到超越个人消费需求的意义。
对于财富的意义理解不同，支配财富的方式也就截然不同。那些得意洋洋地念叨“子子孙孙都吃不完”的中国富翁对财富的理解显然过于狭窄。
中国古人对于个人的永垂不朽总结了三种方式，名曰立德、立功、立言。德是一个人的人格修为和精神境界（值得万民景仰），功是在生民福利、社会公益事业上有所建树，言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忠告。这造福人间的三种方式有高下之分，因而三立的顺序不可更改。
立德者为圣人，立功者为仁人，立言者为智人。三者有所分工，有时候又融为一体。立德者或许难于立功立言，立言者往往难于立功，未必没有立德。立功者难于立言，却多半同时立德。庄子只想立言而果然有成，其功其德则常受争议。孔子无意立言，只想立功，但他推销仁政处处不得手，却因“知其不可而为之”而立大德。德兰修女因为救死扶伤之功而成大德。武训以乞讨办学的立功行为而立大德。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都不以书写方式立言，而是一心事功，最后同时兼有三立，对人类的道德发展和幸福体验造成巨大影响。
中国古人没有将立财补上列为四立，可能是因为财产究竟能否造福人间显示出普泛的社会意义尚需取决于财产所有者如何支配之。
拥有财富的人建立功德比一无所有的德兰修女和武训具有更多的条件，更容易找到着手工作的角度和契机，所需付出的心力和精力也可多可少，收放自如。
有一个名叫邵逸夫的香港企业家，给大陆许多学校捐款建设了逸夫楼。他要实现办学助学的愿望比武训方便许多。有一个名叫余祖亮的福建企业家，为收养那些弃婴而创办孤儿院，先后收养了600名孤儿。他的救助行为比必须依靠他人捐钱的德兰修女的工作具有更加坚实的经济保障。（十几年之后，余祖亮为此耗尽了所有家产，现在只能在孤儿院作义工。曹燮先生刚刚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600孤儿的父亲——余祖亮的传奇人生》一书，该书每销售一本就有一元钱捐给孤儿院，希望善心人有缘购读。）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发财之后跟他的妻子一起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兴办各种公益事业，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受益。他们已经表示，在他们业已拥有的466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财产中，只有区区几十万美元会留给他们的独生子作为生活所需，其他将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比尔盖茨是先立财，然后立功立德的典范。
创造财富是第一次建立功德，为造富人间而成功地支配财富是第二次建立功德。
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清代嘉庆皇帝诗曰：“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对于财产的分配和流向，富人跟穷人一样心知肚明。但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改变这种游戏规则。虽然吾皇嘉庆立志要“损上益下”，虽然托尔斯泰常常提着钱袋到贫民窟去散钱，然而改变不了上者益肥、下者益瘦的社会趋势。纵使是一次次改朝换代也于事无补，还常常闹得更加糟糕。
与其世世代代奢望“均贫富”而不得，不如提倡一点扶危济困、布施爱心的精神，好让饥寒交迫的人及时得到一箪食一瓢饮的实惠。就扶危救死而言，富人和穷人都有此责任，只是富人的能力更强一些，人们有理由对他们寄望更高。无论什么来源的财富，只要用于扶危救死的事业，马上就会拥有某种慈悲高贵的气质，如此支配财富的人也因此实现了对财富的超越。
一家相关机构提供的世界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有千万富翁24万。我想其中必有一部分是靠智慧挣钱的，也必有一部分人的财富是因权而生或者借权而生。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富豪的财产都处于隐匿状态，这些不想显山露水的富翁人数比那些业已知名的富翁人数肯定要多得多。我相信这些怀揣巨产的群体有能力让他们的财富合法化，那时候这些财富就会进入研究者的统计视野。
救苦救难也是人的天性之一。在富豪们支配财富的诸多方式中，其中必有一项是投资公益事业。如此强大的富翁群体，只要他们稍有动作，就可以让中国慈善事业的天空如夏夜一样繁星闪烁，一片灿烂。他们将会给弃婴、孤儿、乞丐、艾滋病患者、血液病患者、贫困失学的放牛娃、吃不起早餐的大学生以及各种文化事业、公益事业带了一些微弱的光明。人类的生存质量和道德面貌都会因此而有所提高。
对于富翁本人来说，他们不但由于这种功德广受景仰，还会因此得到精神的升华。
20040918日，写于北京北小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