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 GO!
01.12.08
category: gcgx.com黄宗羲出身于中小地主官僚家庭。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为人刚直不阿，敢于抨击时政。天启六年(1626年)因为与大宦官魏忠贤斗争被削去了御史(监察官员)的官职，后来被害死在狱中。
黄宗羲从14岁起跟随父亲住在京城，经常看到父亲与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在一起讨论时局，商讨对付阉党的办法。前辈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黄宗羲，同时从父辈的谈话中，他了解到朝廷中的许多黑暗内幕，丑恶现象，这使他从小养成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
黄宗羲在成长的道路上，早年得益于他父亲的教诲极深，他父亲死后，给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老师——当时有名的浙东大学者刘宗周。19岁为父报仇申雪从京城回到家乡，他决心遵照父亲生前关于读书人不可不通晓史事的教诲，潜心学史，发愤读书、抄书，从历史中了解古今混乱得失的事迹，研讨经世治国的实学。他看到：祟祯即位不久，就开始猜疑群臣，独断专行，因而阉党势力也重新抬头。那时，灾荒连年，赋税繁重，民怨沸腾。而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着。满洲贵族在东北建立地方政权(先称“金”，后改称“清”)后，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待机而动。明王朝已到了崩溃的前夜，而朝廷政治腐败，没有一丝起色。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当时在社会上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广的文人团体——复社。黄宗羲与其他成员一起坚持“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的宗旨，与当时最腐朽的封建恶势力——宦官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祟祯十一年(1638年)，黄宗萎与陈贞慧、吴应箕等人，组织了复社中的148人，以他和顾呆为首联名发表了《南都防乱公揭》，声讨当时被称为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这篇《公揭》把阮大铖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揭文一发表，立刻轰动了京城，黄宗羲也从此成了阉党的眼中钉。
清兵入关后，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避居山间，他严辞拒绝了清政府的劝降，绝食殉国。刘宗周的崇高气节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清斗争，也激励了黄宗羲。这一年(1645年)，他与弟弟黄宗炎变卖了家产，在余姚黄竹浦起兵，组织了抗清义军“黄氏世忠营”。他们拥戴当时在绍兴建立的又一个南明王朝——鲁王政权。从此，黄宗羲踏上了8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黄宗羲为恢复明政权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当他清醒地看到，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在全国确立，因腐朽终于覆灭的明王朝再也不可能恢复重建时，便回到家乡隐居起来，结束了在动乱中奔波的生活。他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开始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探讨经国济世的实学，整理和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
康熙二年(1663年)，黄宗羲54岁，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活在17世纪“天崩地解”的时代，饱尝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破败所引起的种种灾难和痛苦。痛定思痛，他产生了总结以往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出路的要求。《明夷待访录》就是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部力作。它是黄宗羲唯一的一部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研究历史和明代政治所作的总结。
《明夷待访录》全书21篇，《原君》开头，《奄官》结尾，其中有《原臣》、《原法》、《学校》等13部分。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贯穿于全书的指导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这种见解有其突出的进步性。作者从这一思想出发，无情地揭露和鞭苔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
黄宗羲的进步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有紧密的联系。黄宗羲亲身经历过明朝灭亡的历史，也目睹了清兵攻占各地的暴行，特别是他看到当各地人民反抗清初残酷统治的时候，腐朽的南明王朝反而成了抗清斗争的绊脚石，这种鲜明的对比深深地印入他的心里。他思考着社会动乱的根源。黄宗羲在《原君》篇中愤怒地写道：“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话真是痛快淋漓，一针见血！这话在300多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在批判了君主专制之后，他进而说：现在天下的百姓怨恨他们的君主，“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他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在黄宗羲的笔下，从来被认为至高无上的“天子”被剥掉了神圣的光圈；“天子”并不是什么的神权天授，不过是普通的“一人一姓”而已。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有力地鞭挞了束缚思想、窒息人才的科举制度。他认为为这种制度服务的所谓学校纯属是“富贵熏心”的势利场。他鄙视那些以皇帝之是为是，以朝廷之非为非的读书人，对有真才实学但却被埋没于“草野之间”的人们则深表同情。
君主专制之害，在当时怎样才能加以改变呢?黄宗羲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定“天下之法”，废除“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主制度，而改为民主制度不可。在《原君》中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等先进的经济思想。
在经济学说上，他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
《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谭嗣同等将它节抄、复印、秘密散发，鼓动了民主思想，推动了改良思潮。黄宗羲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黄宗羲60岁以后，从事于学术史和史学的研究，66岁时完成中国第一部学术史——《明儒学案》。这部著作，对明朝300年间各个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经过，每个学派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学说宗旨及其前后变化等，作了介绍和评论。《明儒学案》在刊印之前，就已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彼此传抄。康熙三十一年刻印问世后，清代学者报崇备至。《四库全书》也收录了此书，它是我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
黄宗羲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著作共60余种，l300余卷，内容涉及史学、政治、哲学、经学、数学、地理、天文、历法、音乐、诗文等许多方面。
晚年的黄宗羲已经成为一位德高望重、誉满全国的大学者。康熙皇帝也几次想征召他到朝廷任职或参加修撰《明史》，并认为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博学多闻，才华横溢，可以充当朝廷顾问的人，但是黄宗羲辞官不做，继续潜心于搞学问。
黄宗羲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明末清初之际，坚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勇敢地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作为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著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